明清方志中的小说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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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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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物价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家城出席会议并作了《攻坚克难服务民生努力推进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改革》的讲话。各设区市物价局(发改委)、平潭综合实验区市场监管局分管局领导和收费管理工作的科(处)长以及省局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座谈会上,各设区市汇报了今年以来收费管理工作情况,着重介绍公办幼儿园保育教育费收费标准调整情况及社会反映情况;对“建立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评估制度”、《福建省中外合作办学收费管理暂行办法》、《福建省民办教育收费管理实施细则》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和建议;行费处各分管同志就《福建省幼儿园收费管理办法》、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标准等相关问题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启用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新系统作了说明。刘家城副局长充分肯定了全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工作,他指出:分管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工作一年多来,感到省局行费处和我们设区市负责收费管理的同志们事业心责任感都很强,能吃苦、会干事、有成效,全省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清费减负等工作均得到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和局党组肯定认可。

明清时期是方志迅速发展乃至全盛阶段,明清方志中留存了大量的小说史料,但学界对此领域的关注尚有待加强。

系统整理明清方志中的小说史料对扩大古代小说研究视野、提升古代小说研究空间均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

明清方志之所以保留了较多小说史料,一是受明清小说创作极为繁盛的格局影响,二是方志与小说“同质异构”的学理性质使然。

兼收并蓄的方志与文体兼备的小说在文献地位、价值功能、编撰理念方面有共同性。 方志作为古代历史文献的组成部分,实际上是作为“正史之补”的形态而存在,古代小说在长期流传过程中,同样也以“补史”形态而得以存续,明人甄伟自序《西汉通俗演义》有言:“予为通俗演义者,非敢传远示后,补史所未尽也。

”这类观念非常典型地反映了作为文献形态的古代小说的实际地位。 方志与小说的编撰初衷,往往皆以教化为先,这点确保了两者有限的存在空间。 嘉靖《湖广图经志书》“凡例”有云:“凡旧志所载,多有怪诞不经、幽眇难明、惑世诬民者,悉去之不录。 为名教虑也。 ”在小说家那里同样有言:“俾好生不杀,为仁之一途,无害于教化。 故贻谋自广,不俟繁书,以见其意。 ”(唐李翱《卓异记》自序)正因如此,方志编撰者也同样体认了小说的教化价值,所谓“志中所载,择其要而切者,为小说断之。 所以寓惩劝,广去取,补缺略也”(嘉靖《长垣县志》“志例”)。 从宏观层面来说,方志编撰者与小说编创者往往以去虚存实、绝假存真的意图来指导编撰实践,进而从形式上避免世人可能存有的偏见。

如万历《贵州通志》“凡例”云:“凡远事据经史,近事据见闻,不以臆说。

”而小说家也有类似见解:“近日著小说者多矣,大率皆鬼神变怪荒唐诞妄之事。

不然,则滑稽诙谐以为笑乐之资。 离此二者,或强言故事,则皆诋訾前贤,使悠悠者以为口实。 此近世之通病也。

如君所言,皆无有是。

其著于录者,悉可考验。

”(唐陆希声《北户录》序)正是由于方志与小说在形式与内容诸多方面皆有相似相通之处,使得方志中的不少载述如风土民俗、名人逸事、信仰祭祀等方面内容,均在一定意义上可视为古代小说范畴,也有研究者径直称之为“方志小说”(辛谷《“方志小说”探源》,载于《暨南学报》1991年第1期)。

不过确切来说,方志与小说还是分属两个不同门类为妥。

在此理路贯通的前提下,方志留存小说史料其实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明清方志中的小说史料,比此前更显繁富与庞杂,同时也倍具价值,因此更加值得精心整理。

约略而言,其研究价值大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第一,扩充古代小说文献存量,丰富古代小说研究对象。

文献留存问题一直是文史研究的出发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学科生命力能否持续久远的关键要素。

新时期以来古代小说研究之所以能不断开拓新的研究境界,是与《古本小说丛刊》《古本小说集成》等大型小说文献丛书的整理出版以及相关学者积极爬梳钩沉之功密切相关的。

就当下的古代小说研究格局而言,既有小说文献固然值得继续深入研究,发现与钩稽新的小说史料也更显必要。 在这当中,明清方志就是一个早已存在却亟须深挖的可贵矿藏。 在明清方志的人物传记、逸事、仙释等门类中,有不少小说类文献作品得以载述,这些作品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也不乏佳作,值得辑录。

例如,顺治《潮州府志》卷十“轶事部”载“交趾道士”:“金山上有交趾道士,年近百岁。

渡海船坏,结庵于此。

养鸡大如倒挂,子置枕中,啼即梦觉。 又一胡孙,小如蛤蟆,线系几案间。 道士饭已,即登几食其余。

又有龟,状如钱,置金盒中,时出戏衣,褶常题一诗云:‘流动乾坤影,花沾雨露香。

白云飞碧汉,玄鸟过沧浪。

月照柴扉静,蛙鸣鼓角忙。 龟鱼呈瑞气,无物汗禅房。 ’僧惠洪见之,戏曰:‘公小国中引道师也。

’后莫知所之。

”此篇作品亦见诸万历时期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二十二,所不同者其中开篇则言:“广东有道士,年九十九。 状貌奇古,目光射人。

自言来自交趾,别号漫叟。

”根据此部方志编者吴颖序言推测,《涌幢小品》的载述极有可能源自嘉靖或弘治时期的《潮州府志》。 本篇作品笔法凝练,思绪奇特,气象明朗,完全可作为志怪小说研究对象。 第二,助推小说家生平考辨,深化与填补小说家生平认识。

古代小说在文体序列中备受轻视乃至诋毁,因而小说作者往往无意署名,使得大量小说作品难见真正著者,这对小说研究带来了诸多困扰。 而倘若将视野投向明清方志,往往能有一些意外收获。 例如,明末清初《水浒后传》的作者陈忱,学界一直以来对其生年、字号、交游等情况的认识有不少错误,笔者在梳理清人汪日桢编《南浔镇志》、伊汤安编《嘉兴府志》、沈彤编《震泽县志》、光绪《乌程县志》与同治《湖州府志》等诸多方志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了细致考辨,得出了“陈忱生于1615年,字遐心而非字敬夫,号雁宕或雁荡,平生交结对象主要为惊隐诗社成员”等结论(《陈忱生平交游考》,载于《明清小说研究》2005年第1期),修正了既有的不当认识,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

又如,有关清代小说《绿野仙踪》作者李百川的生平,学界的认识一直较为模糊,近年许隽超先生通过整理光绪《蔚州志》相关史料,将此问题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参阅许隽超《〈绿野仙踪〉作者李百川生平家世考实》,载于《文学遗产》2012年第3期)。

这同样是借助明清方志考证小说家生平的成功范例。 第三,折射古代小说理论观念的复杂性,反映古代小说的实际生态。 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古代小说理论研究大都依托于小说评点、序跋等批评文献而展开,此举固然有其必要意义,不过这未必能广泛反映古人有关小说观念认识的真实状态,例如刻意标榜与别有居心式的批评在这类显性理论文献中即普遍存在。

而就明清方志而言,其介乎正史与稗官野史之间的存在性质、编撰者大都既非名流显达亦非市井盲丁的身份特点,使得明清方志得以更普遍地反映主流民众的相关认识,因而其中的小说史料所体现的有关小说理论观念更为确切:一是小说价值的可观与可废并存,二是文体属性的虚构与征信并存。

明清方志中相关小说见解既相互龃龉又彼此印证,而这恰恰是正史与野史、雅文学与俗文学、正统观念与边缘思想、上层需求与民间追求等不同价值观念对立融合的体现,古代小说的真实境遇大体因此而生成,而这正是方志所留存的小说史料与其他领域的小说史料的不同之处。 明清方志中的小说史料是值得持续发掘的“富矿”,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整理明清方志文献过程中,需要研究者尽可能贴近古人小说观念,以宽严相济的眼光来审视相关史料,尤其对其中的作伪史料也应认真对待,因为从小说研究视野而言这同样具有价值,毕竟文学研究并不完全等同于历史研究。 当然,在涉及作家作品的史实问题上,作伪史料显然不具价值。

此外,研究者也应注意版本的甄选比勘,以免误入歧途。